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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 潮 州 人 的 饮 茶 风 尚
来源:    作者:    发布时间:2007-03-31    点击数:1787次
堪称“全国之最”的饮茶量 宋代的王安石曾说:“夫茶之为民用,等于米盐,不可一日以无。”(《临川集》卷70)茶,与柴米油盐酱醋一样,从唐宋以来已是百姓“开门七刊:事”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。 但是,普通人家的饮茶量有多少呢?古代文献中却很少记述。 乾隆三十四年《国朝宫史·宫制》谓:“皇上每天用茶七十五包,;皇后十包,皇子八包,妃嫔五包。”即使是按潮汕人以前买茶论“泡”、每泡约三钱计,皇家人的用茶量也够大了。不过上面讲的只是供应标准而已,决非实际饮用量。乾隆爷每天真的喝它75包的话,早就醉倒了。 浙江的湖州是我国古老的茶乡,也是茶圣陆羽创作《茶经》的地方。据王玲《中国茶文化》一介绍:处于东苕溪的清德县三合乡的几个村庄;750户人家3800人,每年每户平均可达2.84公斤。 面上的情况义如何呢?孔宪乐《中外茶事》提供的数字是:1982年世界茶叶人均年消费量0.41公斤,我国为0.26公斤。消费量最高的是阿拉伯豪富科威特,1979--1981年人均年消费量竟达5.22公斤! 正如画家方成的题画诗所讲的:“此间喝茶讲功大,大把茶叫塞满壶。”潮汕人向以“焖茶饭”著称。如果以每家每日二泡茶(半两)计,潮人每户月耗茶0.75公斤,年消费量9公斤。如再加上商店、酒家、茶馆、工场以至办公场所的川度,称潮人的饮茶最为“全国之最”,看来尚不至于言过其实。 郭子章“潮俗不甚用茶”论平议 明万历十年(1582)潮州知府郭子章在其《潮中杂记》卷十二(物产忐)中说: 潮俗不甚用茶,故茶之佳者不至潮。惟潮阳间有之,亦闽茶之佳者耳,若虎丘、天目等茶,绝到潮。 顺治十八年(1661)由知府吴颖土修的《潮州府志》也袭用上说,在[物产考)中云:“潮俗不甚贵茶,佳者多不至。”此后的志书多陈陈相冈。 潮俗是否“不甚川茶”呢?由于事关潮人饮茶史,故亟有一议的必要。 “不甚用茶”有二层意思:一是指喜爱、普及的程度,谓“潮俗不怎么爱川茶”:二是指饮茶的品位,意谓“潮人不擅用茶”。总之,郭知府对其时潮地茶俗,颇不以为然。再联系’下文“故茶之佳者不至潮”来看;他的本意显然是指“潮俗不怎么会刚茶”,因而生发出“没有好茶吃,不会吃好茶”的感慨。 好与会,对茶与喝茶来说,其实很难定山一个明晰的标准。“萝卜青菜,各人喜爱”,硬要评山个是非、高下来,难免带上党同伐异的主观色彩。 郭子章是江西泰和人,泰利属绿茶产区,所以他心目中的“茶之佳者”,自然是绿茶类的名牌货虎丘、天日等。何况,明代的武夷茶不受十人大欢迎,几乎成为一种社会习尚。 民国十一年《福建通志》(河渠书)引明代王世懋《九鲤湖记略》云:“闽山奇胜者,无如九鲤湖。余参闽政守莆……至水晶宫……水如玉雪可餐。囊中偶携吴中天池茗,命汲水烹之,色味俱绝。”到茶乡当“父母官”,却随身备吴中大池茗,可知看重绿茶,是当时的“派头”,以至福建的十人也要赶这种时髦。清初任福建布政使的周亮在《闽小纪》中说:“前朝不贵闽茶,即贡者亦只备宫中洗濯瓯盏之需。”简直成洗涤剂。义说:“秣陵(南京)好事者,尝诮闽无茶。”“闽客游秣陵者,宋比玉、洪仲章辈,类依附吴儿,强作解事。贱家鸡而贵野鹜,宜为其所诮欤!” 周亮工是祥符(今开封)籍,他的话虽然偏激一但在反对盲目追逐潮流这一点上,态度却十分严止、公允。明乎此,我们将不难发见,郭知府的“潮俗不甚用茶”论,既是时代习尚使然,而且多少带有一些门户之见。后来袭用其说的吴颖,刚说完“潮俗不甚贵茶,佳者多不至”之后,马上接着讲“今凤山茶佳,亦云待诏山茶,可以清膈消暑,亦名黄茶。同年戴云门每年以劬(斤)许见贻,正苦不多得耳。”心喜之而口厌之,前言不搭后语,止可反证郭说之偏颇。 郭春震是郭子章的叔父,他在嘉靖二十六年(1547)任潮州知府时曾主修《潮州府志》在卷三(田赋志)中已明言:饶平县每年须贡“叶茶一百五十斤三两,芽茶一百八斤三两。”二项相加近二百六十斤,占明代贡茶总额四千余斤(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)的0.65%,数量颇为可观,饶平县是当时潮州府属—F唯一须贡茶的县份,可见“茶贡”已不是按县分摊的“常课”。这说明了,饶平的茶生产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。而任何门类的生产又总是以社会需求为前提,在尚未发现支持“饶茶外销”的文献之前,我们可以说,饶茶的消费市场主要是在潮州本土。因此,“潮俗不甚用茶”说如果指的是饮茶的普及程度的话,也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。 值得一提的是,郭子章所说的“惟潮阳间有之,亦闽茶之佳者也”这句话潮阳濒海,由海运成批进闽茶并成集散地,顺理成章。而其时潮人嗜闽茶,与北地之重绿茶大异其趣,这倒从反面提示了这一信息:夫茶已初见端倪。 至于万历年间潮俗是否“不甚用茶”,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再作申述。 历代潮人的饮茶习尚 《永乐大典》卷5343引《三刚图志》云:“产茶之地出税固宜,无茶之地何缘纳税?潮之为郡,无采茶之户,无贩茶之商,其课钞每责于办盐主首而代纳焉。有司万一知此,能不思所以革其弊乎!”这段话,原是针对潮州每年须交纳茶税的不合理规定而抒发的、带有偏激情绪的议论,但因为它是见之于地方志书的记载,所以很易给人以“宋元两代潮州无茶”的印象。 其实,古人所说的有茶、无茶,往往是指名茶而言。上引周亮工《闽小记》中的话,以盛产茶叶的福建,不是还被人讥诮为“无茶”吗?后来的梁章钜在《归田琐记》中进一步指出:“是宋时已非武夷无茶,特焙法不佳,而世不甚贵耳。” 地方志书的记述与外界的评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,但志书修纂者心日中同样有抹不去的“名牌意识”,却难于否定。不然的话,就无法解释:为何凤凰山乌岽顶上,至今仍有成片(而非“单丛”)的宋茶林?因此,说宋代潮州的茶叶尚未形成规模生产,或者说其生产模式尚未完善则可,断定潮州“无采茶之户”则难免有点言过其实。何况,产茶与饮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即使是中古时期的潮州真的不户茶,也不等于说其时的潮人不饮茶。 说起潮人的饮茶习尚,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曾被贬来潮州的两位唐代宰相——饮茶专家常裒、李德裕。 宋初的张芸叟在《画墁录》中说:唐代茶品,以阳羡为上,其时建溪、北苑尚不知名。“贞元中,常衮为建州刺史,始蒸焙而研之,谓之膏茶,其后始为饼样,贯其中,故谓之一串。”可见,常裒是一位既善饮义善制茶的“茗中仙”。而贞元前的人历十四年(779),常衰已被贬为潮州刺史。贬潮其间,他犹有游金山,题“初阳顶”的雅致(见明薛雍《金山读书记》),推想起来,应无“戒茶”之举。常衮义是佛教密宗的忠实信徒,当时的开元寺止是密宗主持寺政(人雄殿前的石经幢可作旁证),而密宗赞呗中的十供养赞,茶赞即为其一。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批精美绝伦的茶具,止说明茶在宫廷文化生活和密宗仪轨中的重要地位。因此,不管开元寺原来的茶风如何,常裒的到来,将会对该寺以至潮州的饮茶习俗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李德裕也是一位嗜茶、而且对烹茶用水极其讲究的宰相。据唐代无名氏《玉泉子》所载,他最喜惠山泉,特地叫人从江苏无锡直到长安设“递铺”(类似驿站的专运机构),为他运送泉水。宋代的《太平广记》中,也有关于他派人到长江的金山附近汲取中泠水煎茶的记载。大中元年(847),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,再想享用惠山泉、中泠水自然是不可能了,但以他的贵胄子弟的习性,为煎茶而不惜对州城附近的山泉进行一番考察的可能,似乎也不能排除。不过,上面的推论只能是“想当然”式的猜测而已,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还须仰仗有据可考的文字记载: 潮州金山南麓,有一面残损的摩崖石刻,上有北宋大中祥符五年(1012)知州王汉《金城山诗》残句:“茶灶香龛平。”①茶灶,指烹茶用的小炉灶。这句诗可能是现在还能见到的有关潮州茶事的最早记录。 元丰年间(1080—1084),苏东坡在黄州,他的好友、潮州前八贤之一的高十吴复古(子野)给他寄去一些建茶,东坡在《与子野书》中说:“寄惠建茗数品,皆佳绝。彼土自难得,更蒙辍惠,惭悚!惭悚!”彼土,指福建,意谓所寄的茶即使在福建也不易得到。简短的几句话,既道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,也说明了在品茗方面,吴子野的鉴赏力起码与尔坡处在同一水平线上,所以才赢得“皆佳绝”的赞誉。 宋徽宗政和八年(1118),也属潮州八贤之一的张夔在步和潮州知州徐璋的《送举人》诗中有句云: ①该石刻未见忐书记载,系川野调查成果。见黄挺《潮汕文化源流》104页。 “银钩健笔挥颜书,燕阑欢伯呼酪奴。”欢伯酒的别称(《易郴:“酒为欢伯,除忧来乐。”酪奴,是茶的谑号(《洛阳伽蓝记》:南朝齐代的王肃初入北魏,不食羊肉及酪浆,常食鲫鱼羹,渴饮茗汁,曰:“羊比齐鲁大邦,鱼比邾、莒小国,惟茗不中,与酪作奴。”)。燕,通巍,即宴会。“燕阑欢伯呼酪奴”,意思是,酒宴已近尾声了,客人们催着上茶。这七个颇为费解的字,却透露出这样的消息:潮汕一带今天仍在践履的、宴席中间必品茶的程式,早在北宋即已形成。 元代潮州总管王翰《游灵山》诗中所说的“释子不眠供茗碗,幽人无语对棋枰”,则是潮人品茶的另——种境界:促膝于幽深静谧的午夜,细敲棋子,慢赏香茗,在悠悠的棋趣和阵阵茶香中去体味平和、清淡的人生之乐。 饮茶,作为高雅的生活享受, 自然受到十人、僧客的青睐。明代状元林大钦的《斋居》诗云:“扫叶烹茶坐复行,孤吟照月又三更。城中车马如流水,不及秋斋一夜情。”在状元公看来,与扫叶烹茶、对月吟诗相比,车水马龙般的各种应酬,简直是俗不可耐。而正统七年(1442)潮阳教谕周泰《治平寺》诗所反映的:“僧童煮茗烧红叶,游客题诗扫绿苔”,也正是这种清高超俗的情趣。值得一提的是,寺僧供茗待客,看来已成一种规程。蔡叔度《风栖庵同不弃上人夜坐》谓:“僧闲能对话,茗到宵残。”而庄早鼍《游灵山》诗有“山僧未见供茶茗,野鸟先闻奏管弦”之句,似对僧众之怠慢喷有微辞。 明、清易代之际,十人苦于回天无力、报国无门,多寄情于诗酒茶会,因而在他们的诗文中,有关茶事的记录层出不穷。明崇祯七年(1634)进士,国变后入山不仕的罗万杰在《瞻六堂即事诗》中说:“营生药灶茶灶,得意花边竹边。时强闲人说鬼,亦随醉客谈禅。”居然把熬药、烹茗当成每天的功课。同样不肯出仕的陆汉东寄迹红尘,却有如闲云野鹤,其《迎风草堂诗集》中写茶事的诗句屡见不鲜。如《壁城关晤蕴上人趴“汰虑归香茗,谁歌行路难?”《己丑小除感怀》云:“狂来欲劝天倾酒,友过常呼婢捧茶”。《留别余介石》云:“辨帖窗间浮墨海,披帷檐外响茶铛。”甚至入山《访邹嵋史不遇》时也“樵子呼茶出,徘徊望野垌。” 戏曲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。“舞台小天地,天地大舞台”,古今中外,莫不如此。所以,借助传世的戏文曲本,我们可以了解到相应时代的社会,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生活情景。 在潮州西山溪工地出土的明宣德七年(1432)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第七出中,刘希必上京赴考前对妻子的嘱咐是:“双亲全靠贤妻朝夕奉侍,依时莫误茶汤甘旨。”后一句还重复了一次。而第八出中,妻子的回应是:“父母娘行早晚侍奉茶汤,愿得官人衣锦归还。”夫妻两人,都把“侍奉茶汤”列为孝敬父母的头等大事。再看嘉靖本《荔镜记》三十五出《闺房寻女》(大迓鼓)(丑):“日上东廊照西廊,不见五娘起梳妆,不见陈三起扫厝,不见益春点茶汤。” 万历版《摘锦潮调金花女人全》(金花挑绣)(旦)(驻云飞):“早起止了时,打又叠煮眠起。尽日听候不敢放离,安排茶汤,收拾床共椅。” 显然,在明代中期,饮茶已成为潮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,从家道殷实者到一般的小康之家,不论男女,早上起床必“点茶汤”,其重要性简直和叠被扫地“煮眠起”(做早饭)一样。 供奉茶汤,是服侍长辈的重要内容,也是祭祀神祖必不可少的礼仪。《南齐书·武帝记》载齐武帝遗诏曰:“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,惟设饼、茶饮、酒脯而已。天卜贵贱,咸同此制。”从此,灵前设饼食、茶饮的习俗也传至潮州。 嘉靖本《荔镜记》三十四出(夫人):“十五天止光,每月十五供养茶汤,伏事上祖乞人传。”(按,“传”字潮语读如“堂”,意谓机先保佑,使香烟能世代相传) 万历版《苏六娘》(苏妈思女桃花)(占):“……临危时天丁祝简。”(按“简”意同“囡”,谓“叮嘱小孩”)(妈):“丁祝乜?”(占):“我有爹妈无人映,(按,意同“照”,即照应)早晚茶汤买火时。” 万历版《金花女人全》(借银往京){公):“小妹请坐。你做不使人先来共我唱,待我奸叫人去接来唠。”(旦):“阿兄,我是轿来。”(公):“讨茶来食。” 万历辛巳版《荔枝记》第八出,(公白):“原来是媒姨,老汉失接。小七端椅坐,讨茶食。” 嘉靖版《荔镜记》十九出(打破宝镜)益春对陈三:“人客,茶请你。” 同样的情节,万历版《荔枝记》第十七出写得更具体:(春白)“师父,师父钟茶待恁。”(生白):“小妹,阮做工大人,夭有茶食?”(春白):“阮只处见贵客来,都有茶食。” 城中如此,乡间也一样,特别是在人烟稠密的墟镇。据潮刚《周氏宗乘·世传考》所载,在鼎革之时“巧以峡山为祖考退休之地而迁居”的“十二世希程公”即为“生平嗜烹茗、乐清逸”者。而不少僧人还在集市广设摊点施茶,作为修缘行善的途径。如海阳龙溪都(今庵埠镇)即有施茶庵、赐茶庵等古迹。后者位于官路堤顶涵闸旁,相传明代有僧人成安佩常在此处施茶,家住许垅的庄典常到此品饮。弘治年间庄典登进十,成安佩己去世,庄典因建赐茶庵以纪念。(参见杨启献主编《庵埠志·宗教篇》) 明万历间陈天资《东里忐·风俗志》(婚礼)云:“亲迎三日、四日及遇俗节,女家用米食面裸于娟家,今不用,惟茶果可也。”“三等之下,聘酒——坛、鹅一只、布二尺、茶一盅。”可见,茶果在婚仪中也是重要角色。 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从宋代以来,特别是到明代中叶,饮茶之风已遍及潮州的各个阶层和各种领域,已有着坚实、广泛的社会基础:家居自斟,客来礼敬,祭祖祀神,婚丧嫁娶……到处都有茶的身影,它可以满足人们生理的和社会生活的各种需要,并已从有闲阶层的专利圈中迅速地走向全社会。另一方面,茶风的昌盛又刺激、推动了茶叶的种植和加工,逐步改变“潮郡无茶”的局面。这些都说明了,郭子章所谓的“潮俗不甚用茶”的论点,除了揭示其时潮人不喜绿茶这一点以外,并无多少事实可作依据。 至于清代以后潮人的饮茶习尚,我们将在以下的有关章节中择要介绍,不再一一胪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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